来源：金融一线
9 月 6 日金融一线消息，第五届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暨经济学家企业家峰会今日召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表示，运用西方传统索洛、乔根森、凯恩斯等经典增长模型测算中国经济，无法匹配中国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传统模型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他通过对比历史数据发现，1957 至 1977 年，国内投资、劳动力增速处于高位，但经济增速仅 5%；改革开放后，投资与劳动力增速双双回落，经济增速却提升至 10%，传统变量模型无法解释这一结构性反差。
周天勇介绍其核心研究成果，即体制变量化、参数化改造增长模型。学界普遍认为制度、体制无法量化建模，但他突破传统认知，将体制定义为资源分配安排，通过资源分布比例、资源利用状态两大核心参数，实现体制因素的数学量化，精准测算体制机制对经济产出与增长的影响，破解了改革增长无法实证证明的 " 黑箱 " 难题。
他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独特的资产移植增长机制。大量原本无定价、非交易的土地、房产、公房等资产，通过房改、市场化交易实现价值重估与资产化，形成区别于传统生产增长的新增经济增量，这部分财富增长体现在收入法、支出法核算中，却不体现在生产法中，是中国特色的增长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房屋资产化移植，长期贡献 1.4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当前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等资产交易受限，直接卡住市场流动性与增长空间。
周天勇通过参数测算验证要素配置的增长价值。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农业就业率仅 8.5%，而我国长期偏高，劳动力向非农高生产率领域转移，能够持续释放增长动能；所有制结构同样影响增长，1978 年至 2009 年国企占比下降、效率提升，带动经济增长 1.4 个百分点，2009 年后国企占比回升，直接抵消部分增长动能。他认为，优化劳动力配置、合理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是未来稳增长的核心路径。
在分配与需求端，周天勇指出国内存在明显体制扭曲。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过高、劳动占比偏低；再分配环节，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不足。整体税费占 GDP 比重偏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能力受限。同时居民教育、医疗等民生消费支出占比低于国际标准水平，政府消费占比偏高，居民内生消费不足，需求端短板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经济改革需要供给、分配、需求全方位协同推进。
针对金融与货币运行，周天勇构建了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货币供应新模型。他分析，1978 至 1997 年国内高通胀，核心并非货币超发，而是农村实物经济货币化、劳动力价值回归所致；1998 年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土地、房产等资产成为货币蓄水池，CPI 长期保持低位，印证了资产吸纳货币的核心逻辑。
周天勇高度认同动态货币理论中 " 有效货币、无效货币 " 的划分。他提出，现代高负债经济体系中，债务创造货币、资产吸纳货币，是同一货币体系的两面，货币周转速度、资产债务平衡机制，直接决定宏观物价与经济增速。资产无法交易、流动性枯竭，会引发宏观风险，只有盘活资产交易、增强抵押信用与偿债能力，才能平衡资产负债表、稳定金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