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等于技术：一个被忽视的根本问题
分享会上，吴国盛首先指出，人们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习惯以 " 科技 " 并称，实际思考时却只关注技术而忽视科学。这种 " 科技不分 " 的认知偏差由来已久——从 20 世纪初的 " 科学救国论 " 到后来对科技的推崇，再到民间 "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 的观念，曾经，人们对科学的推崇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他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自由探索，技术则是实用性的应用。中国在技术应用领域——高铁、AI、通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基础科学和世界观贡献上却很少。他特别指出，现代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源于基础科学突破：人工智能基于 Hinton 的深度学习理论，计算机网络基于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电力和化工则基于电磁学和化学。如果每次技术革命都依赖跟随西方，那么一旦遭遇技术封锁便会陷入被动。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正是制约中国基础科学突破的深层原因。
" 有技无科 " 的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传统的缺失
吴国盛追溯了 " 科学 " 一词在中国的由来—— 19 世纪 70 年代由日本学者西周发明，1895 年，康有为引入中国，1915 年，《科学》杂志创刊后才逐渐普及。他援引梁启超、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的讨论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传统：四大发明、张衡地动仪、祖冲之圆周率等只是局部、孤立的成就，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科学传统。
" 中国古代技术确实发达，如陶瓷和丝绸，西方人难以复制。但技术发达不等于科学发达。" 吴国盛认为，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 " 李约瑟难题 "（为何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时未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导致中国人偏爱 " 古代科学发达 " 的说法，却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古代中国缺乏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科学传统。
自由：科学精神的内核
吴国盛指出，科学在 19 世纪才开始有实际用途，但在此之前欧洲已有两千多年的科学史。" 为什么那些人在科学无用的情况下还要做科学？因为人类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要搞经济。" 他以牛顿为例——牛顿没有为英国社会创造任何实际的 GDP，却享有巨大名声，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他表示，实际上，科学不是工具，而是人类文化中最精致的东西、最高的追求。吴国盛进一步将科学精神与 " 自由 " 的概念联系起来。他指出，自由不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严复翻译 liberty 时苦思半年，发明了 " 群已权界 " 作为译名，但没有传播开来。" 自由 " 一词仍然是日译。" 自由 " 的要义就是强调万物皆有自有的本性。科学的起源正在于 " 自然的发现 " ——相信万物皆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希腊人由此创造了一套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知识体系，其目的不是实用，而是激活人内在固有的理性。" 希腊人认为理性是人性的根本，学习科学是为了涵养人性，成为真正的人。"
从 " 追赶型 " 到 " 前沿型 "：理解科学的紧迫性
最后，吴国盛将视野拉回当下。他指出，过去中国处于 " 追赶型 " 科技阶段，可以跟随其他国家学习，不需要追问科学的本质。但如今中国已进入科技前沿，" 跟随学习 " 不再被允许时，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就变得极为尖锐和重要。
他回顾了中国近代史上 " 救亡压倒启蒙 " 的困境，竺可桢曾提出 "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 的科学精神，但那时救亡的主要任务在前，无暇他顾。而如今，" 如果仍然秉持功利主义的科学概念，那么科学将与中国无缘 "。吴国盛强调，这不是能力问题——中国人在数学领域只要沉下心来就能取得成就——而是观念问题。理解科学的本质、回归自由探索的精神，是当前民族和国家迫在眉睫的课题。
吴国盛长期秉持弘扬科学精神、厘清科学误解、激发科学创造意识的使命，通过讲座、论坛向高校学生、社会大众普及科学史常识，敦促当代教育从体系设置上增强对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的培养规划，倡议国家科学博物馆的建立，等等。《科学乃自由之路》即是对这一长期工作的文字结集，分为演讲、访谈、短长书三个部分，以期用趣味性和论理性兼具的言说，增进读者对科学精神的重视。全书文字轻快、富有趣味，而引据严谨、论理深入，穿插多个科学史上的有趣故事，阐述了对科学精神深入人心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