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东来“招犯人”，这误会大了

时隔一年，胖东来再次对刑满释放人员（以下简称刑释人员）开放招聘岗位，也再次引发争议。

2026 年 8 月 14 日，胖东来发布郑州店的招聘提前公告，其中提及计划招聘 100 名为祖国边疆做出贡献的退伍边防军人和 20 名刑期 5 年以上的刑释人员，并为其设立专属报名投递通道。

消息一出，争议随之而来。舆论场上，有人理解胖东来的做法，支持其为刑释人员提供工作机会，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也有人根据胖东来负责人于东来此前的一句内部发言—— " 不管以前是强奸犯还是杀人犯，只看未来怎么做 "，将此举误解为胖东来招聘强奸犯，引发不小的批评。

随后，胖东来作出澄清：招聘并非无门槛接纳，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且刑释人员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面试流程，并设置 6 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首批入职人员也被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等后台岗位，以兼顾就业帮扶与安全管理。

这不是胖东来第一次招聘刑释人员。

去年 8 月，胖东来曾招聘 30 名刑释人员。当时，舆论表达了跟今日相同的担忧和意见，而于东来前几日提到，去年入职的 30 名刑释人员进入岗位后没有一个离开，" 都稳定开心地工作和健康地生活着 "。

但澄清过后，争议并没有消失。有人觉得超市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招聘刑释人员存在安全隐患；也有人觉得给前科人员提供机会，就是对正常人的反向歧视；还有人调侃 " 学历不如前科记录 "" 现在去坐牢还来得及吗 " 等。

事实上，真正引发争议的，并不是 20 个岗位，而是它触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一个人在服刑结束之后，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这个问题，不只是关乎刑释人员，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法治。

从法律意义上说，刑罚执行完毕，刑释人员与其他公民一样，依法享有劳动权、人格权和其他基本权利。

但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背负着 " 犯罪分子 " 的身份标签。找工作时，一纸犯罪记录就将他们拒之门外，日常生活中，也可能因为过去的一段经历而被孤立和排斥。

对于很多刑释人员而言，当监狱的大门打开后，真正通往社会的大门，却未必随之打开。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数十万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但再就业率不足 40%。

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一个有前科的人面临的障碍，并不仅仅来自公众和企业偏见，更来自一套长期形成的制度和实践。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前科报告制度以及近年来不断泛化的 " 无犯罪记录证明 " 要求。我国 " 刑法 " 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和就业时，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这便是前科报告制度。这一制度设立于 1997 年，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犯罪信息以纸质档案形式分散保存在各地，全国没有统一的犯罪信息查询平台。用人单位想查一个人的犯罪记录，得靠当事人自己先报告，再发函到户籍地公安机关核实。

因此，前科报告制度最初的目的是用当事人的主动披露来弥补信息分散、查询不便的缺陷，进而兼顾用人单位的知情权与社会公共安全。

但前科报告制度在当下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扩大化和外溢倾向。

越来越多本不涉及公共安全风险的普通岗位，也开始要求求职者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

保安、快递员、外卖骑手、仓库管理员、客服、销售、司机、物业工作人员，甚至一些普通文职岗位，在招聘过程中都会要求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种 " 一刀切 " 的做法，让大量刑释人员失去了最基本的就业机会。

更值得关注的是，前科带来的影响，有时甚至超出了刑释人员本人。

近年来，围绕 " 前科是否影响子女考公、参军、入党、上学 " 等问题，社会上屡屡出现争议。虽然不少限制并没有法律依据，只是个别单位在政审过程中采取的内部标准，但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人犯罪，全家受影响的 " 株连 " 现象。

然而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罪责自负，也就是谁犯罪，谁承担责任。因此，刑罚针对的是行为人，而不是其家庭成员，更不是一个家庭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机会。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国刑事政策已经开始做相应的调整。

2022 年 5 月 30 日，《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正式施行。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得向社会公开，也不得作为其升学、就业等方面的不利依据。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意味着一些轻微犯罪的前科人员，可以开出 " 无犯罪记录证明 "。

这些变化传递的声音很明确：对于已经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和轻微犯罪人员，不应让一次犯罪成为终身标签，从而失去人生机会。

这一变化，是有现实基础的。

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2024 年 3 月，最高检《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数据显示，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已近九成。

换句话说，今天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人，绝大多数并非公众印象中穷凶极恶的暴力犯罪分子，而是一些因交通违法、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甚至法律认知不足而触犯刑法的普通人。

犯罪当然应当受到惩罚。但惩罚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让一个人在刑罚结束后永远失去重新开始的机会，尤其是就业机会，否则它会带来新的问题。

在很多人的理念中，有前科的人找不到工作是他活该，" 如果他知道工作、生活如此重要，当时就不该犯罪 "。

这种想法看似朴素，但有点简化了犯罪的复杂性，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对于绝大多数刑释人员而言，就业不仅意味着收入，更意味着重新成为社会的正常一员。

一个存在于法学界和犯罪学界的广泛共识是：预防再犯罪不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也是社会治理的事情。而就业，则是连接二者的重要桥梁之一。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戒毒工作研究室主任闫佳在论文《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影响因素研究》曾指出，就业被认为是降低重新犯罪率的单一的、最有效的因素。与此同时，就业困难和社会排斥，是影响刑释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障碍。

上述论文援引上海 9 所监狱的调查发现，重新犯罪者中没有工作者所占比重比未重新犯罪者高出 31.4 个百分点，重犯人员中一直没有工作的占比高出未重犯人员 37.1 个百分点，差异非常大。

这说明就业困难、劳动技能不足等因素，与重新犯罪之间存在明显关联。

但这也不是说 " 没有工作就一定会犯罪 "，只是刑释人员 " 没有工作 " 会造成一系列的风险因素。

首先是经济压力。稳定就业意味着有能力维持基本生活。当合法劳动能够满足生活需要时，违法犯罪的机会成本自然会上升。反之，如果长期没有收入来源，重新犯罪的诱因就会增加。这是犯罪学中最经典的解释之一，也是各国刑事政策高度重视就业安置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社会关系。工作不仅是领一份工资，更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身份。

一个人每天去上班，会拥有同事、客户、朋友等，进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也会重新获得跟正常人一般的普通身份，这些身份既强化个人对社会的归属感，又削弱 " 犯罪人 " 这一标签。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长期找不到工作，既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新的社会关系，他能够接触到的，大概率还是曾经的 " 犯罪圈子 "。也就是说，社会如果迟迟不能接纳一个人，他最终往往只能回到那个最容易接纳自己的群体。

因此，对刑释人员的接纳，本质上是在跟犯罪圈层抢人，同时也是在维护我们自身社会环境的安全。

国外的经验也是如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关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报告中指出，就业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实现社会融入、降低再犯罪风险的重要因素，各国应当通过职业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企业激励、创业扶持等方式，减少其进入劳动市场的障碍，而不是让犯罪记录成为终身标签。

比如英国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犯罪者在完成法定 " 恢复期 " 后，其犯罪记录会自动封存，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求职者在普通背景调查中可以不必披露已封存的犯罪记录。只有涉及教育、医疗、警务、儿童保护等特殊岗位时，才允许查询完整记录。

我们今天谈论接纳刑释人员也是如此，这并非是无条件的纵容，而是区分轻重罪、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对那些社会危险性低、再犯风险低、改造效果好的刑释人员，给予接纳和机会。

同时，对于教师、医生、警察、司法人员、儿童工作者、金融从业人员等特殊岗位，根据犯罪性质设置合理准入门槛，既有法律依据，也符合公共利益。

对于一个真正希望重新生活的人来说，一份工作，可能比一百次说教更有效。因为只有真正进入社会，改造才算真正完成。

胖东来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还有一个原因。

不少网友认为，把岗位留给刑满释放人员，是对普通求职者的反向歧视。

在当前，就业市场竞争较大的情况下，网友的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现实中，很多人因为学历、年龄、性别或有过劳动仲裁记录而被企业拒绝，这类人看到刑释人员有专门的招聘机会，心里难免会感到不公。

但实际上，胖东来此次招聘的确算不上 " 反向歧视 "。歧视的前提是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刑释人员长期以来被排除在正常的职业招聘外，无法跟其他人同时起跑。

此次胖东来对刑释人员开放招聘岗位，正是打破长期以来对刑释人员就业歧视的一种尝试，是让他们有机会跟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而且，胖东来在招聘刑释人员的同时，并没有限制和减少其他人员的机会，所以此举谈不上 " 反向歧视 "，反而是一种正常对待。

网友们提到的所谓学历、性别或其他歧视，是另一种针对全体就业者的歧视。就算刑释人员封存了犯罪记录后再去应聘，这些歧视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大家之所以难以接纳刑释人员，一方面是公众对犯罪的想象仍然集中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等严重的暴力犯罪上，因此担忧刑释人员进入社会可能本性难移，再次犯罪，影响到自己或家人的安全。

这种担忧当然在情理之中，但正如前文所述，当下的犯罪结构已经变化，严重暴力犯罪大幅减少，更多的是轻微犯罪。

另一方面，公众传统印象中，犯罪的都是坏人，是道德败坏之人，而自己绝不会成为此类人。因此，出于对自己永远不会犯罪的自信，大部分人支持让前科人员付出终生代价。

事实上，当今的法治网络织得越来越细，就算一个人没有犯罪的故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 坏人 "，也很有可能因为一次过失或对法律的认识不足而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比如有人因为砍了几棵树、猎杀了几只鸟，或者是把银行卡或电话卡借给别人，又或是某次夜间开车时不小心晃神而撞到行人，都有可能成为 " 犯罪人员 "。

这当然不是说普通人很容易犯罪，更不是鼓励人们轻视法律。只是说，刑事司法早已不只是 " 坏人 " 的司法。

因此，面对刑释人员，我们不能再像以往一般 " 一棒子打死 "，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当然要让违法犯罪者承担应有代价，但同样重要的是，当代价已经承担完毕，社会也应该学会接纳。

因为法治的意义，从来不仅在于惩罚，它还在于，让真正完成惩罚的人，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