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汇报:互联互通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为各经济体实现联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 APEC 轮值主席国,中国为实现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创造了哪些机遇?
祁怀高:目前,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已从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拓展至贸易规则协调、数字经济合作、供应链联通和人员交流等领域。2014 年,APEC 北京会议批准《互联互通蓝图(2015 — 2025)》,确立物理(基础设施)、制度(机制规则)、人员交往三大支柱。亚开行研究院基于 173 国数据研究发现,互联互通每提升 1%,贸易成本下降 0.01% 至 0.04%。
在基础设施维度,中国以中老铁路等旗舰项目示范 " 硬联通 ",通过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联通内外、双向互济、多边互补的交通网络。其中,中老铁路通车四年累计货运逾 7250 万吨,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至 3800 余种,发送旅客超 6250 万人次。
互联互通也涉及规则、程序和治理能力的协调问题。据 APEC 官方统计,2025 年,21 个成员国占全球 GDP 约 61.6%、商品出口贸易占全球 50.1%。然而,海关程序、技术标准、物流规则和投资政策的差异化仍然成为亚太经济体协同发展的重要阻碍。近年来,数字化日益成为改善互联互通的重要技术。具体而言,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跨境支付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中小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创造了新机遇。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借助电子商务、智慧港口、数字物流和跨境支付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路径,与其他国家共享数字技术发展红利。总之,基础设施联通和制度协调有助于不同经济体依据比较优势参与跨境生产,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建设面临发展不平衡、制度碎片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挑战。为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可加强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在基础设施质量、供应链安全、绿色转型和数字治理等领域开展对话,寻求具体可合作议题,扩大合作收益。中国也可以依托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协同和区域合作机制,为亚太经济体提供更加开放、包容、务实的互联互通方案,通过共建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制度型互联互通,同 APEC 议题深度融合,实现协同发展。

文汇报: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 APEC 数智赋能高级别对话年内举行。当前,亚太各方聚焦 " 推动数字转型,赋能千行百业 "" 发展人工智能,增进民生福祉 " 两大议题,期待以数字创新赋能亚太经济新增长。在您看来,如何推进人工智能与数智赋能合作的亚太方案?
祁怀高:亚太地区是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制造和应用的重要区域,但各经济体在算力基础设施、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全球近 40% 的就业岗位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其中发达经济体为 60%、新兴市场为 40%、低收入国家仅为 26%,红利高度向发达经济体倾斜。与之相应,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发布的《2026 年亚太数字化转型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平均数字化转型指数得分为 50.2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49.63,但各经济体数字化转型能力差距明显,若不采取措施,人工智能收益可能进一步集中于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较强的经济体。
在此背景下,APEC 应发挥开放、包容、协商和自愿合作的制度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创新走向产业普及,构建兼顾创新、安全与普惠的区域合作框架。其中,作为亚太地区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人工智能合作与发展。具体而言,中国贡献突出三个维度:理念上,中国倡议签署《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主张 " 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 弥合智能鸿沟、反对排他性集团,为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理念基础;制度上,中国推动《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确立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四大路径,并在深圳前海设立 " 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 ",在尊重各经济体制度差异的同时增强规则兼容性;技术上,以开放模型与算力资源输出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例如,Deepseek 进一步推动模型开源进程,与 OpenAI 等企业的强力管制形成鲜明对比,获得了许多国家和民众的认可。以上述三个方面为基础,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实践中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产业升级与优化公共服务等领域,依托 APEC 平台,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推动联合研发、人才交流和应用案例共享,以弥合区域经济增长的数字鸿沟。

文汇报:如何充分发挥 APEC 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定位,更好推动 APEC、RCEP 与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协同互促,推动建立更符合地区共同利益的区域合作新架构,使亚太共同体建设更加深入人心?
祁怀高:近年来,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日益多元化,不同机制在成员范围、合作方式和制度功能上的差异随之显现。就此而言,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机制,应将 APEC 的政策对话与议程协调功能、RCEP 的区域贸易规则与经济一体化功能,以及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基础设施联通与发展合作功能相结合,推动三者优势互补、相互促进。APEC 发展面临的现实障碍具体而多元,经济体在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策选择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战略误判和经济合作的政治化。有鉴于此,APEC 的自愿性、协商性与 RCEP 的条约约束力各有优势,不宜强求所有经济体接受同一套规则。
2025 年 APEC 庆州会议期间,中国提出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五点建议,强调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合作架构间的协同互促能够使亚太共同体建设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各方可感知的实际收益。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发展导向和求同存异的理念,在兼顾不同经济体利益的同时,支持东盟在不断演进的区域架构中继续发挥中心作用和领导力,支持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机制。
为实现这一目标,亚太共同体建设可从政府拓展至民间,扩大青年、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与交流,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此外,以共同利益为导向,围绕供应链韧性、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融资,开展定期政策交流与联合项目评估,逐步形成议题互补、成果共享的合作网络。综合来看,深圳会议以共同发展成果凝聚区域共识,有助于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本报深圳 18 日专电)